袁志鸿，丽水著名刑事犯罪辩护律师，现执业于湖南南天门律师事务所，严格遵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秉承诚信、谨慎、勤勉、高效的执业理念，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袁志鸿从事法律工作多年来，恪尽职守，为当事人提供快捷、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为法制建设尽了绵薄之力;在办案中不畏权贵、据理力争、维权护法，受到当事人和法院的高度认可和评价。

认罪认罚金额什么时候提出

一、认罪认罚金额什么时候提出.

庭前控辩协商结果提出幅度相对明确的主刑和金额确定的罚金刑量刑建议;辩护律师则从自首、积极退赃、自愿认罪认罚等方面阐述量刑意见，并在公诉人量刑建议幅度内提出较轻的量刑意见。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涵定位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体内涵

随着对权利保障与个人尊严的重视，现代法治国家的刑罚观念与刑事法治理念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单纯的刑法报应观、重刑主义受到了否定与批判。世界各国普遍意识到，单纯对犯罪行为人实施严苛的刑罚，也许能在短期内形成强大的威慑，但从长期来看并不一定能够达到控制及预防犯罪的效果。相反，基于刑法谦抑、刑罚轻缓及人道主义观念来决定是否适用刑罚、是否从宽适用刑罚，反而可以更好地获得控制犯罪、预防犯罪、矫正犯罪的社会效果，并达到修复社会关系与法律秩序的目的。从我国的刑法观念来看，“有罪必罚、疑罪轻罚”的思想观念占据主导地位，可能会造成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误读。因此，构建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就必须首先摆脱传统刑法观念的束缚，真正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区分不同的犯罪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

1、对“认罪”的理解。对于认罪的内涵，实务部门、专家学者的观点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认罪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被指控犯罪的基本事实，只要承认被指控犯罪的基本事实，不问这种事实行为的性质。

第二种观点认为认罪应当是对主要犯罪事实和罪名的承认，如果只承认其具有犯罪事实，但是并不承认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被告人不能构成认罪。只有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才能认为是认罪。另外，被告人对影响主要犯罪事实认定的证据有异议的，不能构成被告人认罪，对不影响主要犯罪事实认定的证据有异议的，不影响对其认罪的认定。

第三种观点认为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刑法规定的“坦白”与“自首”以及其他可能之情形都属于被追诉人的认罪。坦白是被动供述，自首是主动供述，但“坦白”与“自首”均包括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此处认罪的概念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也即被追诉人既要承认“行为”，也要承认“犯罪”。陈光中教授认为，被追诉人的认罪应当是被追诉人自愿承认被指控的行为构成犯罪，但不包括被追诉人对自己行为性质包括罪名、犯罪形态等的认识，可将之简称为“概括认罪”。“概括认罪”的积极要求是被追诉人自愿承认被指控的行为，且认为已经构成犯罪;消极要求是被追诉人对行为性质的误判不影响认罪。被追诉人对已经发生的案件进行回溯性考察属于事实判断，判断标准为主观认识是否符合客观真相。而同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具有主体性、时间性等特点，被追诉人的误判是较为正常的。笔者认为上述观点较全面的概括了认罪的内涵，即认罪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承认被指控的行为且构成犯罪，对罪名和犯罪形态的误判不影响其认罪的性质，且对证明犯罪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予以认定。

2. 对“认罚”的理解。认罚是指犯罪嫌疑人对量刑建议或即将判处刑罚的认同。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起诉前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先前判决可预测的量刑结果，还是起诉后公诉机关“就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向法院提出的法律意见”，均非通过审判程序得到的量刑结果。由于主观认识随着诉讼程序的运行而深化，对是否不起诉和判处刑罚预测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最终的刑罚只有经过裁判者的最终处理才能确定。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在“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部分提出：“明确被告人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积极退赃退赔案件的诉讼程序、处罚标准和处理方式，构建被告人认罪案件和不认罪案件的分流机制，优化配置司法资源。”在此，最高人民法院将被告人“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和“积极退赃退赔”并列，作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可能形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第 13 条也将“被告人自愿认罪” 同“退缴赃款赃物、积极赔偿损失、赔礼道歉” 并列。因此，“认罚”并不是对最终量刑结果的认同，而是对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或可预期刑罚的认同。认罚需体现其悔罪性，而主动退赃退赔作为悔罪性的体现，是被追诉人“认罚”的一种特殊表现。

3. 对“从宽”的理解。从宽应该包含程序上的从简和实体上的从宽量刑，程序上从简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角度考虑，在下文将会阐述。实体上的从宽量刑指法院在最终裁判结果上予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罚处罚上的实体利益为考量标准。英美法国家的辩诉交易制度在从宽上有时还包括公诉机关在起诉时将重罪更换成较轻罪名，考虑到我国刑法规定犯罪与英美法的刑法罪刑等级差异较大，因此，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认罪认罚，也不得在协议过程中降格指控，将重罪协商成轻罪或协商减少指控改变罪数。在依法认定被追诉人符合认罪认罚条件的同时，保障被追诉人获得与之相符的从宽处理结果，是这一制度得以正确实施的关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规定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坚持严格依法办案，切实贯彻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依照法律规定准确定罪量刑。从宽和从严都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做到宽严有据，罚当其罪。因此，从宽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处以较轻的刑种或者较低的刑期，或者缓刑，甚至对于轻罪的不起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从宽应针对不同案件类型、不同时间节点、不同认罪认罚的具体方式应体现不同层级的差异性。譬如审前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幅度应明显高于审判庭审阶段认罪认罚可获得的从宽处理幅度;积极退赔退赃的认罪从宽处理的幅度应相应加大。

4. 认罪认罚的证明标准。从 1979 年《刑事诉讼法》制定到 1996 年、2012 年两次修改，我国《刑事诉讼法》始终坚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公安司法机关不仅应审查被追诉人的自愿性、合法性，而且要基于客观真实原则审查判断被追诉人的有罪供述和其他证据是否达到了法定证明标准。只有达到证明标准并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规定的，才可以作出相应的从宽处理。未达到法定证明标准的，即便被追诉人作出了自愿、合法的有罪供述，也不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诉讼法》和相关法律解释中，所谓“犯罪事实清楚”是指与定罪量刑有关的能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罪轻、罪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罚的事实和情节必须查清。2012 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在保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有罪证明标准的同时，对“证据确实、充分”作了三点解释：一是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是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是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为了防止“被迫认罪”和“替人顶罪”，特别是冤假错案的发生，必须对满足犯罪基本构成的相关事实的证明达到确定无疑的程度。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坚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有罪证明标准，并不意味着一些次要的事实、情节都要达到此种程度。就司法实践经验来看，“基本事实”清楚和“基本证据”确实、充分，就可以认为达到了《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证明标准。“基本事实”是指影响被追诉人定罪量刑的主要犯罪事实和情节。“基本证据” 是指能够证明案件基本事实存在的证据。另外，认罪认罚的证据规则应适当从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295 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审判人员对被告人的讯问、发问可以简化或者省略;对控辩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可以仅就证据的名称及所证明的事项作出说明;对控辩双方有异议，或者法庭认为有必要调查核实的证据，应当出示，并进行质证;控辩双方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没有异议的，法庭审理可以直接围绕罪名确定和量刑问题进行。”

5. 上诉权的限制。上诉权是被告人的核心诉讼权利之一，不能因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就剥夺被告人的上诉权，但是同样也不能在适用此制度的同时还放任被告人随意上诉，违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初衷，增加司法机关的压力。陈光中教授认为，可参照现有法律制度设立认罪认罚案件的上诉审查程序。《刑事诉讼法》第 223条第 2 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刑事诉讼法》为认罪认罚案件的上诉审查确立了基本规则，可以参照法定程序处理被告人上诉案件。具体而言，被告人提出上诉后，二审开庭前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