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现代证据制度秉承大陆法系的传统，在刑事诉讼法内以专章对证据制度的有关内容作出了规定，并应司法实践之需颁布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释，初步形成了一些以规范证据资格的证据规则。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现有的证据规则还远不能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主要存在以下缺陷：一是立法形式上的无系统性。我国证据规则的法律渊源包括各诉讼法典、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使用意见等多种形式。二是按需形成证据规则，出现证据规则的共存与交叉并存现象。如我国证据规则体系中，既有规范证据能力的规则，又有规范证明力的规则。三是证据规则内容比较粗糙，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

　　因此，我国证据规则体系的形成，不在于其具体数量的多少，而取决于是否解决了我国当前刑事诉讼证明活动中急需规范的问题。笔者认为，除了已初步形成的相关性规则、合法性规则、非法人证排除规则等规则，至少还应从以下两方面完善：传闻证据限制规则。应当说，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传闻证据规则与刑事诉讼的直接原则、言词原则和质证原则的要求相统一，体现了现代控辩式诉讼的基本要求。该规则要求证人原则上应出庭接受以交叉询问方式进行的质证，必要时还需接受法官的询问，从而使法庭能够直接审查证人的作证资格、证人的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以及主客观因素对证人作证的影响，从而辨别证言的真伪。然而，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由于国家财力、警力的匮乏以及证人作证法律配套性措施的不完善，导致要求大部分证人出庭作证是不现实的。但是，为了贯彻现代刑事诉讼的言词原则、直接原则，防止“控辩式”流于形式，应努力创造条件，扩大证人的出庭范围。因此，笔者认同“传闻证据限制规则”，即限制传闻证据的使用。凡是可能获得言词证据同时案件确实需要证人到庭作证的，不得使用书面证言等传闻证据。对于证人是否必须出庭，可以设定三项标准：一是证人能否在指定时间、地点出庭。二是证言是否系对案件有决定作用的关键性证据。三是证言所证实的事实是否有争议。反对诱导性询问规则。我国刑诉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一规定是反对诱导性询问规则的法律基础。在法庭上，由于法庭的特殊环境，证据调查中可能使用的主要的不合法、不适当的调查方法是明确表明询问人意向，并可能诱导被告人按照询问人的意愿回答问题的诱导性询问方法。由于这类问题不仅不符合法律的要求，而且可能损害证据调查的客观性，因此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也应当确立规则明确禁止。